刘赐这话说得在理，黄锦听到刘赐要让出“一半银子”时已经看着刘赐，他是决计不愿这般“出血”的，在险恶的权力斗争中他已经养成了寸土必争，寸步不退的脾性和习惯。

徐活佛说道：“活不活得下来，是你们操心的事情，和徐某无关，再说了，咱们弟兄的妻儿老小被饿死的时候，怎么没有人管咱们能不能活下来？”

徐活佛这话说出来，众倭寇都冷眼看着刘赐和黄锦一伙，这些倭寇显然都是江南的贫苦百姓出身，他们之所以流落成倭寇，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，比如遭了灾，无饭可吃，比如犯了盗匪之事，被官府通缉，无奈之下落草，比如受了冤屈，家中妻儿受辱，为了报仇得罪权贵，不得已走上亡命之徒，但是这些原因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原因，就是权贵阶层的压迫。

大明天下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，已然形成一个强大的权贵阶层，尤其是商业最发达的江南，像“姚家”这般的豪门掌控了官、商双重的权力，凭借权势、财势本能地、大肆地扩展力量，而他们利益的扩张必然挤占平民百姓的利益，或者说这些豪门的坐大本来就建立在对平民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之上，所以社会的贫富分化自然而然地、日复一日地变得严重，来到如今的嘉靖朝三十六年，大明的贫富分化已经非常悬殊。

这些豪门势力扩张最直接、最有效、也是最本质的手段就是所谓“土地兼并”，即通过种种手段购买、抢占百姓的土地，因为“土地”是最根本的“财富”，金银财宝、古玩字画都是虚拟出来的价值，只有“土地”的价值是最看得见摸得着的、具有本质价值的财富。

如今的大明天下，《汉书》中所说的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的景象已经再一次重现，还有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等诗词中描述的景象也随处可见。

民间百姓自然对现状不满，但是古往今来百姓都难以改变这权贵压迫的现实状况，除非是农民揭竿而起，爆发大规模的战争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，但这往往意味着必须用大规模的战争推动秩序的打破重建，比如东汉末年的“黄巾起义”，或者是唐朝末年的“黄巢起义”。

除了大规模的反抗和战争，古往今来百姓很少能够凭借其他手段获得“公平”，就比如眼下这些当了倭寇的百姓，他们都是大明的子民，这些人都是倭寇中的精锐，他们中间罕见道德败坏之人，因为无秩序无底线的“恶人”是没成为任何一个秩序环境之中的精英的，眼前这些倭寇精锐之所以沦为亡命之徒，着实是因为他们活不下去的，他们都身强力壮，乐于拼搏奋斗，他们这样的人，但凡是给他们付出劳动就能够得到公平报酬的机会，但凡是让他们通过正当途径改变命运的机会，他们是绝不会来当倭寇的。